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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适的书法情怀:松散瘦劲风神潇散
胡适书法是典型的学者书法,特征是文雅、含蓄、隽永、流畅,无雕琢气、造作气、浮躁气和江湖气,很少注重对线条的单纯锤炼,而更为重视内在的气韵和整体的表现力。胡适结体紧密、随意潇散的尺犊体书法,写得风神潇散、洒脱自如。
 
    胡适书法,同样也是有点平易近人、无拘无束,其章法自然朴素,落笔干净明了。胡适早年书法学苏东坡,后来书风略变,仅在起笔造型上还有些“苏体”的味道,而线条反倒似“瘦金体”了。若以书家的眼光来看,他的字在结体上似乎还存在很多问题,其线条虽瘦劲,但有些却明显偏细偏长,使整个字形略有松散之嫌。尤其是长撇和捺脚,都有“过”的感觉。不过这类特征倒形成了胡适书法的明显标志性风格,使人一望便知的“胡适体”。
 
    胡适书法有极高的审美价值、文化内蕴和文献收藏价值。胡适除了写他那种有强烈特色的“胡适体’之外,他还能写一手结体紧密、随意潇散的“尺犊体”。胡先生的尺犊书法,大多都一改他写大字时那种“长手长脚’的姿态,进入了他作为一个大学者的自然之境,流露出他的真实情怀,写得风神潇散、洒脱自如。
胡适书法作品
 
    胡适儿时于旧学和书法上所花的功夫和打下的基础。胡适《四十自述》的书中记述了许多他少年读书的情景。他三岁不到时,就跟着父亲学识字写字,因为父亲教二十来岁的母亲认字读书,将生字用正楷写在四方的小红纸上,胡适就跟着在一旁认读、摹写。父亲死时胡适才四岁,随着母亲回到家乡读私塾,他在自传中说,九年的家乡教育,“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”。
 
    胡适在民国时期影响巨大,故向他求字的人络绎不绝,能得到他的墨宝,是一种荣幸。上海浙江中路北海路附近有家老字号的茶叶店叫“程裕新茶号”,其招牌就是当年胡适所题。据说“文革”后此店重新开业时,已找不到“胡适体”的招牌,后由一位老茶客贡献出自家的一只茶叶罐,由于这只旧的茶叶罐上还保留了胡适的一行题字,让这家茶叶店驳了样后,老字号才得以保留了珍贵的特色。
 
    胡适的题字流传颇广,书法墨迹也为大家所熟悉,瘦劲放开的一路。胡适的字其实和他的为人为文还蛮相像的,深入浅出、明白如话。他的两位弟子、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的《师门五年记》以及唐德刚的《胡适杂记》中写老师的传记非常有名,为我们展示了胡适先生治学和做人的许多生动具体的细节。胡适做学问非常严谨,他主张“有一分证据,说一分话”,他的文笔清清爽爽,再深的学问也能表达得干净利落、晓畅通俗,自然朴素,这确实是他的高明之处。
 
    胡适是被大家所熟知的很有名气的学者。胡适之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,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。也是现代著名学者、诗人、历史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、书法家。他兴趣广泛,著述丰富,对《红楼梦》也颇有研究,也是“新红学”研究的开创者之一,也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,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“索隐派”旧红学。
 
    胡适为人待友,也是可亲和蔼、平易近人。有位教授温源宁在他的《一知半解》书中曾这样描写胡适:“任何人在他的面前都可以无拘无束”,“高傲者受到他的殷情款待会得意而去,愚拙者得到他的平等待客也能舒畅高兴”。
 
    也许正是他的谦逊、热忱和“不为师”的品格,所以他的字读起来仿佛也有一种平易近人、亲近的自然之风。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,是胡适先生经常借用的龚定庵名句。虽然适之先生作为一代宗师,做了许多“开风气”之先的“名山事业”,然而他的风格品性、他在字里行间却丝毫没有孤傲不群、藐视一切的大师作派。
 
    胡适很喜欢“谈墨”,他认为“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,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。如今讲墨子的学说,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。”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。胡适还认为“天人感应”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,而这是受墨子“天志”的影响。
 
    胡适留美归来,戴着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的头衔,二十七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,第二年又选任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。是年底,他完成了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(上卷),基本确立了他的学术地位。其后,他与陈独秀等人主编《新青年》,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积极提倡“文学改良”和白话文学,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《尝试集》。其撰文反对封建主义,宣传个性自由、民主和科学。
  
   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,也遭到守旧文人的不断抵制和批判。 虽然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他当时的新诗,未免有些浅薄,如“两个黄蝴蝶,双双飞上天”,但在那个时代却已是难能可贵了。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,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,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。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,提倡怀疑主义,并以《新青年》月刊为阵地,宣传民主、科学。毕生倡言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”、“言必有证”的治学方法。
 
    胡适之极力倡导和鼓吹新文化运动,然而他自己却是有相当的旧学根底。有人称胡适是文通古今、学贯中西的大师,其实一点也不为过。他学问渊博,从事的学术研究除了文学外,还涉及哲学、历史、宗教等非常广泛的范畴,尤其在历史考证领域,更是成就卓著,如他的《蒲松龄生年考》、《醒世姻缘传考证》等,在文史学界都有极大的影响。他的“大胆假设,小心求证”以及“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,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”等名句,流传至今,为后人时常引用。